紀錄片導演李家驊:被罵都無所謂 至少有人得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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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驊自嘲自己是個沒志氣的影像工作者,隨時都想要放棄。(圖/李家驊提供)

記者/陳韻方

「這部拍完就算了。」紀錄片導演李家驊有時會有意無意地說出這句話,但總是有些理由,推著他繼續拍下去。

「不想拍的念頭」不時會出現在李家驊的腦海中,他坦言,拍攝紀錄片是一種負擔,因為拍的是一個具體的人和故事,必須讓受訪者開口說出故事,得先建立起深刻的互信關係,而這種關係不會在拍攝結束後,說散就散,加上很多受訪者都是社會邊緣的弱勢族群,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種負擔,一種愛莫能助的心情。

他舉例,像是12年前,他曾拍攝過一個腦麻孩童的家庭,當年那個小孩6歲很可愛,不能走路、不能講話,父母就這樣背著他,不離不棄的照顧,很是溫馨;過了12年,長大了,現在18歲,情況依舊沒有得到什麼具體改善,他仍然不能走路、不能講話,但爸媽老了也需要人照顧,還得照顧他,就變成一件很吃力的事。

此時,李家驊便說,當下覺得身為影像創作者的能力就很有限,也給不了他們什麼實值的幫助,才會因此萌生放棄拍攝紀錄片的念頭,每次拍完一部都會跟自己說,到此為止就好,還自嘲自己是個沒志氣的影像工作者,隨時都想要放棄,卻又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

面對負面情緒時,李家驊最常做的就是打打電動、看看漫畫,在家當個宅男,暫時不去想那些事而已,他覺得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這些都無法真正排解的,並開玩笑的說,「真的要排解,可能得等到世界和平那天吧!」他感嘆說,在那些弱勢族群的問題徹底的被解決前,排解什麼的都是自我安慰的假象而已。

不過也有許多觀眾給予的反饋,成了他繼續拍下去的動力,像是他的作品《我的兒子是死刑犯》,議題沉重,也極具爭議,拍攝過程困難外,映後甚至遇過觀眾當場開罵。他印象深刻的說,有一位即刑犯的女兒,爸爸因為殺人,遭判死刑,這件事在他們家是禁忌,完全不會被提起,連她去監所探視她爸爸時,她爸也隻字不提(殺人),對她來說爸爸的事一直是一團迷霧,但卻在看完這部片後,終於覺得有人理解他們家的處境,也更靠近她爸爸一點。

「那時就會覺得全世界都罵我都無所謂,至少有人為此得到了一點力量」李家驊說,可能就是這一點光榮感,支持著他繼續向前。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入圍2020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圖/取自台灣紀錄片資料庫)

會踏上拍紀錄片這條不歸路,在於他大三那年看了導演楊力州的紀錄片,李家驊說,他一直都想拍片,但沒機會去念影像相關科系,一度已經要放棄了,直到那年看了他人生的第一部紀錄片後,而喜歡上,便詢問楊力州是在哪學習拍攝紀錄片,而後便追隨他的腳步,考進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一路拍攝紀錄片到現在。

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雖然痛苦的地方很多,但也帶給李家驊成長。他說,在2008年,拍攝蘇建和冤案前,他其實是支持死刑,直到開始接觸冤案議題時才發現,「哇!死刑這個制度原來也是會殺錯人的」,便覺得應該要改變制度,要「殺對人」。

但進一步思考後,他驚覺,「殺人怎麼會是對的?殺人無論如何都是錯的,國家也不應該殺人」,深入理解有關死刑這項議題後,很快地,讓他對這項制度的信任瓦解,無法繼續支持死刑。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也因為這樣的過程而誕生,李家驊說,片子目的不在於要大家支持死刑或反對,而是想告訴觀眾,在對一個制度下判斷時,大部分的人通常是不理解的,做為一個成熟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在表達意見的同時,要先做足功課。無論支持或反對,先問自己一句,「你真的了解了嗎?」

他說,「雖然我不是個能夠自我剖析的人,無法清楚說出記錄片為我帶來什麼改變,但我知道,一定有改變了我些什麼。」紀錄片對於李家驊而言,或許就是這樣一個讓他又愛又苦的過程,才至今仍無法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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