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育甄
台灣影集《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以一名娛樂女記者的死亡事件作為故事開端，揭開娛樂圈與媒體業背後一連串的黑暗醜聞。「一個娛樂記者，你覺得你可以改變什麼？」劇中這句台詞彷彿道盡了現實百態的無奈，編劇陳昱俐仍堅信地說：「有時候，也許我們無法改變太多，但活著本身就是一種反抗。」
擅長描繪真實人性、社會議題的陳昱俐，過往作品如《椰仔》、《自由人》多以男性視角出發，《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是她第一部以女性為主角的作品。陳昱俐回憶，當時適逢鏡文學啟動自製影集計劃，公司裡一本桃紅色封面的小說吸引了她的目光，喜愛懸疑黑暗題材的她笑著說：「書名寫著大大的『死』跟『女記者』，這完全是我喜歡的元素，很難就這麼忽視它。」
第一次讀完《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原著小說，陳昱俐發現，書中許多橋段充滿熟悉的既視感，那些性別權力不對等、被壓迫卻不敢發聲的處境，都曾血淋淋在日常生活裡上演。
陳昱俐坦承，過去她較少關心自己身為女性的感受，但隨著小說情節一層層推進，作為一名女性經歷過的壓抑與隱忍也一點一滴地浮現。對她而言，這本小說不只是社會現實的縮影，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她曾經走過的痕跡。
讓文字轉換成影像的過程並不容易，在《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影集中陳昱俐同時擔任編劇統籌與製作人，一肩扛起創作與執行的重任，不僅要顧好劇本邏輯與節奏，也得處理預算協調、團隊溝通等執行細節。
拍攝當時正逢疫情嚴峻，每天的行程都充滿未知的變數，哪怕只要有一個演員或工作人員不幸確診，拍攝日程跟劇本就得大幅調整。回想那段兵荒馬亂的日子，陳昱俐略顯苦澀地說：「那段時間每天都一個頭兩個大，但是時間不等人，我只能選擇竭盡所能守護故事的原貌。」
創作與現實之間的拉扯，曾讓她幾度陷入矛盾，「下一次我希望自己能擔任其中一項職務就好。」陳昱俐笑著說，語氣中帶著些許調侃，也藏著難以言喻的真心與疲憊。身為一名編劇兼製作人，意味著除了寫好劇本之外還得協調拍攝現場繁瑣的細節，這段過程雖然走得艱辛，但她也慶幸自己是個具備編劇能力的製作人，當劇本與現實考量產生碰撞時，仍然可以在有限的條件下，呈現出最貼近故事核心精神的作品。
十年前，陳昱俐以公視學生劇展《自由人》拿下金鐘最佳編劇獎，初出茅廬便獲得肯定。談起過去的榮耀，她僅是輕描淡寫地說了句：「我運氣蠻好的。」因為《自由人》的意義遠不止於得獎與掌聲，更承載著她最原始的創作初心，從那時起，「自由」與「突破框架」便是她最想傳遞的核心理念。
從《自由人》到《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陳昱俐始終選擇直視現實的不堪，她筆下的世界從不迴避黑暗，更不粉飾創傷。她認為，人活著難免會看見不公不義的事，這些痛苦可能來自自己，可能來自他人，但這些問題背後往往牽涉到整個社會體制。
「人的自由意志能不能戰勝命運跟體制？如果不行，那我們能做些什麼？」多年來，這個疑問不停在她的腦中盤旋。她認為，「創作」就是其中一種嘗試，讓那些在體制下被壓抑的聲音，能透過創作被說出來。即便題材不夠討喜，也常因為過於沉重而不受投資方青睞，哪怕這段路程步履闌珊，她也從未退讓，她說：「我覺得創作一定要先對自己誠實，想要說什麼就去寫，只要故事夠好就會被看見。」
訪談尾聲，陳昱俐試探地問：「就個人觀察，妳覺得《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播出後有被廣泛討論嗎？」語氣中帶著一絲猶疑及期盼，像是想確認這部作品是否真的有帶來影響。對她而言，創作不是為了迎合市場或追求獎項，而是讓自己能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些軌跡，在混亂又快速的生活裡，留下自己曾經思考過、掙扎過、活過的證明。
「創作就像記者，如果你能夠留下些什麼，那就是很大的成就感。」她始終堅信，創作或許無法撼動一切，但只要故事被說出來，就有機會讓某些沉默被聽見，至少，活著本身就是一種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