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育甄、馮美儀
「#MeToo運動」2017年興起，8年以來直到如今，浪潮過了嗎？「沒有，他一直持續著。」前不久6月初，曾執導多部短片及廣告作品導演陳蔚爾在社群中以8千多字指控以《老狐狸》一片獲金馬獎最佳導演的導演蕭雅全長達15年對她的權勢性騷擾。顯然媒體圈的MeToo並未消停。
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曾公開控訴遭前TBS電視台資深長官山口敬之性侵，她2024年來台參加金馬影展，她在紀錄片《黑箱日記》映後講座表示，日本有「男性霸權」的現象，媒體高層、電視台高層或法院的高層幾乎都是男性，在那樣的權力結構下，女性往往難以為不公發聲。
那麼國內的媒體職場環境是否有因MeToo運動而改善？實際採訪女性新聞從業人員後，在國內的新聞產業內通常女性的比例較高狀況下，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比較沒有。
而其中，在新聞台擔任文字記者的李小美（化名）也指出，現今性別平等意識普及，明顯性別歧視或不公平待遇在現今職場中較為少見。
申訴機制存在但信任不足
不過李小美進一步表示，雖然性別不平等的狀況不常見，但職場性騷擾仍偶有耳聞。根據勞動部「113年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調查」結果顯示，有3.6%的女性曾遭遇職場性騷擾，其中2.4%的女性選擇不提出申訴，原因占比前三名分別為「當開玩笑不予理會」、「擔心失去工作」、「不知申訴管道」。
在業界擁有多年豐富資歷、現任某私立大學傳播學系專任教授表示，媒體環境中性騷擾的情況在過去曾經發生過，不過，現在每個企業都設有性騷擾申訴機制，但申訴案被實際執行與否，仍然因單位而異。
然而，《報導者》記者陳德倫與許詩愷在一篇關於台灣MeToo的報導中指出，自2023年5月31日起，台灣MeToo事件持續擴大，讓更多有類似經驗且難以發聲的受害者感到焦慮。
相似的經歷 一直在發生
以文字記者李小美的經歷為例，她曾在聚會中被前輩以提醒名義觸碰身體，因不確定是否故意， 當下未有反應，事後僅收到表面道歉，而她亦未訴諸性平會。而記者王小芳（化名）亦提到，有新人因加害者職位資深或擔憂未來合作，而選擇不說出口。
現任《鏡週刊》人物組主筆的陳虹瑾於2009年進入新聞圈工作時，曾遭受到性騷擾，她坦言，作為新進人員的她，對於性平機制並不知情，而且擔心發聲會影響工作，繼而選擇啞忍請辭，幸好得主管挽留並調派至兩岸線。不過，調換路線後，她仍在職場上經歷性騷擾事件，雖然已有成長的她，勇敢當面指責加害者，但她仍因此有創傷後壓力症。
對此，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秘書吳姿瑩認為，關鍵在於制度是否能讓人願意使用，若職場氛圍不友善、主管不支持，受害者便難以啟齒。
修法之外的下一步
儘管如此，受訪者並沒有因經歷性騷擾而否定媒體產業。記者陳小莉（化名）表示，雖然憤怒與無奈，但佩服勇敢發聲者，她說:「每天幫別人伸張正義，但又有誰來幫我們這些記者？」
陳虹瑾亦提到，曾對她進行性騷擾的一名業界人士，在MeToo風波後，仍被某公司獲選成為性平委員會，即使公司有組成性平委員，而業界人員得知有相關制度可申訴，但公司之間如何落實仍有很大的差異。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教授王紀軒指出，《性別工作平等法》雖然已在2023年修法，法律條文也有所進步，但回歸現實面主要關鍵點還是在於制度落實與權益知識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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