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報導對社會大眾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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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者與主持人倪炎元和評論人秦琍琍合影。(圖/周品蓁)

記者/周品蓁

2020年中華傳播學會18日其中一場以「跨界融合與媒體傳播之影響力」的論文發表會,三位發表者分別舉例「謝尖順事件」、「台版#Me Too」、「投資模型檢視偶像養成追星行為」三件社會事件與新聞媒體報導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關係。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王孝勇,以《跨性別國家主義:「謝尖順事件」之媒體語藝框架分析》為題,王孝勇談到她從這次事件看到早期台灣的性別意識,謝尖順總共被迫接受了四次手術,甚至被醫生「醫學貢獻」的話語非自願變形成為女人,而當時政府就就透過這一項變性手術來放大自由中國的形象對比對岸的落後與敵對狀態,謝尖順在媒體的報導中成為「自由中國的克莉絲汀(世界第一變性人)」。

王孝勇也提到,當時一位聯合報記者連續33天發表了長達四萬餘字的報導,並以筆名憶漪刊登,她到底扮演的是一個紀實報導者還是主觀倡議者,亦或兩者皆是也值得思考,然而事件平息前,所有媒體的報導中從未出現過謝尖順本人親自的意見或話語,王孝勇最後說到,這種基於口說或標榜人權之名的性別政策背後並不是性別的考量,而是支撐國家整體進步,因此定義為「跨性別國家主義」,而謝尖順成為打著人權之名,包裹國家主義下的犧牲品。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方念萱、單蔓婷以「我與誰同? 台版#Me Too新聞報導分析」為題,經過大量文本資料清洗,最終分析樣本為46篇標題含有「台版#Me Too」的新聞,當時國外盛行的事件在台灣熱度卻沒有很高,方念萱提到,其實同時間也有不少涉及性騷擾的新聞,卻不被認定為「台版#Me Too」,這是否因為過往台灣社會對性侵性騷擾等性別暴力認知的「完美受害人」影響,因此成年女性自述受害,要能被新聞媒體認證為#Me Too受害者? 還是新聞報導中發聲女性的語境多在工作環境,或其職場多在螢光幕前,所以報導中對於其受侵犯的認定就較為曖昧,難以被正名? 因此報導少就被認為不流行,被指控為湊國際新聞熱度而操作的手法,也需要進一步探究。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研究生巫尹文,以「投資越多越喜歡?以投資模型檢視偶像養成選秀節目中追星行為」為題,談到研究動機,她說,以往的選秀節目通常是評審給分,得分越高就能出道,現在新型態選秀變成觀眾決定出道名單,花越多時間和金錢去投票,就能讓支持的選手出道,在這樣一個關係的改變下,會有什麼因素去影響這樣的投資關係,她使用Rusbult在1983年提出投資模型去分析投資程度、滿意度、替代品質量、感知投資與承諾度,「感知投資」說明觀眾付出多少無法拿回的時間金錢(投資成本),只要投資越多成本,就必須維持與選手間的關係,以避免損失,就會增加粉絲關注偶像的時間,就是所謂的感覺到付出所以更加喜歡。

最后,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教授兼傳播博士學位學程主任秦琍琍製作多張PPT,分別對三篇論文進行評論,也對於論文報告這件事發表了意見,她說,當在研說的時候不只是把自己的思想展現出來,她認為人在研說的時候也宣示了事物的存在,更是研說者向聽眾展現他們自由發表的那種姿態,秦琍琍表示在閱讀三篇論文時,能感受到研究者的熱情與認真,邏輯論述也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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