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許雅淳、李綉閔、鄧喬安、陳茄筠、邱紫綾、呂巧妍
90多歲的張奶奶獨自住在老家，兒子與媳婦雖住得不遠，平日多數時間陪在她身邊的，仍只有印尼籍看護Ani。午後時分，她有時會趁看護沒注意，站上浴室裡的洗澡椅，隔著窗戶望向外頭的停車場，嘴裡念著兒子是不是快回家吃飯了，儘管那天其實並不是兒子固定回家用餐的週末。
有時，她也會坐在過世丈夫的照片前默默掉淚，一坐就是3個小時，反覆翻著別人過去寫給丈夫的賀卡，低聲說著：「我都忘記了，我怎麼都不知道有這麼多人寫卡片給爺爺。」對旁人而言，這些片段或許只是高齡後的記憶混亂；但對長者而言，許多晚年的失落與孤獨，往往就是這樣藏在等待與回憶裡。
長者的心理壓力有時不一定會直接說出口，更多時候，是藏在反覆詢問、突然沉默、情緒低落，甚至看似「不講理」的反應裡。老人福利推動聯盟主任劉玫伶表示，長者在公共場合感到被貼標籤、被當成麻煩製造者時，累積的心理壓力就可能引爆。
這樣的心理困境，其實並不少見。根據衛生福利部資料，台灣中高齡者平均每6人就有1人出現憂鬱症狀，盛行率約占50歲以上人口的16.3%。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也指出，孤獨與社會孤立是影響老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險因子。這些數字與提醒都顯示，長者的焦慮、孤獨與情緒困擾並不是少數個案，而是高齡社會中持續存在、卻往往不容易被及早看見的問題。
現代長者最大的心理壓力源是什麼？私立涵宇康復之家主任周健誠指出，常常是子女不符合期望，以及與家人的關係疏離。長者在社會互動中就容易感到不滿、失落，甚至退縮。相較於身體退化，這類情緒壓力更難被及早辨識，也更容易被當成脾氣問題或個性使然。
周健誠也觀察到，長者對心理課程往往感到陌生或排斥；對許多人而言，最需要的心理支持形式，其實是家人陪伴。即使有些長者已察覺自己出現心理困擾，也不一定願意主動出門就醫。對部分獨居或不常外出的長者來說，外界環境並不友善，待在家裡至少還保有一點熟悉感與控制感，這也使得不少人的情緒問題更不容易被看見。周健誠認為，若要及早發現長者的心理困擾，仍需仰賴第一線機構人員與社工更主動進入社區，提供持續性的關懷與預防。
而對原本就有精神障礙病史、如今逐漸老去的人來說，這份被忽略的處境往往更艱難。周健誠指出，長者與精障者同樣害怕被貼標籤，也因此更難主動說出自己的困擾。尤其當部分高齡精障者身體功能退化、需要更高層級照護時，新的難題也隨之浮現。
以康復之家為例，主要功能在於協助精神障礙住民復健與適應社區生活，但許多功能較差的年長精障者根本無法獨立生活。當他們身體狀況惡化（如骨折、失能）需要更高層級的照護時，一般的老人長照中心或護理之家常以「難以管理」、「有暴力風險」為由，拒絕收容。
周健誠認為，精障者不應僅被視為當成需要被管理的病人，而應被當作成有尊嚴的普通人。只是對一些高齡精障者來說，當老化與疾病同時出現，晚年的生活未必能找到明確的去處，也會更難滿足陪伴與支持的需求。
在康復之家的實務現場，原本肩負協助精神障礙者復健、逐步回歸社區生活的角色，但對部分功能退化的年長精神障礙者而言，獨立生活已相當困難。周健誠指出，當他們因骨折、失能等狀況，需要更高層級的照護時，一般長照中心或護理之家，往往因管理困難或安全風險，無法收容。
在現行分工下，這類個案常卡在三方之間，康復之家難以留置，長照體系難以接手，家屬亦難以獨力照顧。周健誠轉述家屬的無助心情：「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無路可走。」由於長照與精神醫療之間銜接不順，部分個案難以獲得穩定安排，生活安全面臨不確定性。
周健誠認為，精神障礙者不應被視為需要特權的病人，而是與其他人一樣，需要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承擔生活與工作。他指出，當高齡與精神疾病需求交織，現行照護體系也無法提供連續性的支持，這些年長精神障礙者便容易成為很難被接住的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