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攝影節亞太論壇 談社運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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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與談者提出自己觀點。(圖/蕭羽秀)

記者/蕭羽秀

台北國際攝影節亞太論壇13日舉行,上午場由召集人蔡文祥開場,由世新大學副教授黃子明主持論壇,與談人有報導者攝影主任余志偉 、綠色小組創始人李三沖、苦勞網創辦人孫窮理、香港記者梁駿樂與北科大通識中心助理教授鄭怡雯,探討社會運動的攝影。

由策展人黃子明主持。(圖/蕭羽秀)

黃子明引述王篤學所說,「新聞的工作複雜程度跟發射火箭一樣」,每一個細節都相當非常複雜,包括版面上的呈現、字的間距、大小,第一線記者所要面對的問題不只是技術還有心理上的問題。

余志偉分享,現場攝影記者的角色除了在第一線拍最衝突性最顯眼的照片之外,沒有其他的角色可以去做,但在香港反送中時,沒有拍到警民衝突的畫面,所以開始轉換什麼樣的照片在一年後或兩年後能引發思索。

余志偉說,新時代最大的困難,就是都必須靠電池的設備、電池來維續來工作來傳稿,除了第一時間的衝突外,不知道這個運動到底會持續多久,電池能撐多久,例如,理工大學事件被封鎖了三天三夜,只要出去就不可能再進來,在裡面的人一天要拍多少張照片,要怎麼樣把照片傳出去,都非常考驗當時的精神壓力。

綠色小組是李三沖與朋友於1986年底成立的非商業性的攝影團體,主要用影片紀錄當時政治運動、社會運動,透過影片的發行來傳播運動的訊息,藉由賣錄影帶給非正式管道民主書報攤,來維持工作室運作,與當時的抗爭團體有很緊密的關係,常常合作,製作需要的宣傳影片在現場播放。

李三沖說,做為一個運動的支持者有沒有把這場運動拍好,是人身安全之外精神上的壓力,因為自認為本身是社會運動者,存在是為了支援社會運動,為社會運動發聲,所以工作壓力是抗爭有沒有成功,如果抗爭失敗了挫敗感會很大。

苦勞網創辦人孫窮理則提出不同觀點說,認為自己是一個關注社會的媒體,是旁觀者的角色,基於對一個議題的看法、立場去製作,苦勞網與所有其他媒體一樣,都是有立場的媒體,每個議題裡都有不同的看法,不見得與抗爭者本身的目的一致,所以最不喜歡聽到別人說,「謝謝你幫我寫新聞」,這對新聞工作者是個侮辱的詞,沒有幫誰寫新聞,只是基於一個新聞工作者的目的。

孫窮理說,社會運動會造成傷害的原因是與運動的同伴依存的關係、跟抗爭的對象對抗性的關係、對運動成敗的責任,基於這三點,雖然接觸很多社會運動,但是很清楚自己是個旁觀者。

他也希望透過影像到衝突的後面呈現為什麼抗爭,以及抗爭者平常怎麼受到痛苦跟壓迫,社會運動要做的深的話往往都不會是街頭的東西,背後一定有很深的過程,最後才會在街頭抗爭,所有的壓迫、恐懼,其實是在日常很長的時間。

孫窮理認同桑塔格1977年《論攝影》中,大量的戰爭痛苦的影像流傳出來,造成的影像的侵略性,但他不認同對於桑塔格後年所說,大量的戰爭影像被流傳出來能帶動全球反戰的風潮。影像本身能夠中止痛苦的話,是因為影像侵略性他始終存在,影像可以終結戰爭,但是許多戰爭的背後就是終結痛苦,所以去終結戰爭,其實痛苦是更長期的一直不斷的存在的問題。

身為香港人的梁駿樂說,在香港拍攝中記憶卡帶很多張,因為覺得事件蠻嚴重,怕像中國64事件一樣,會

台北國際攝影節亞太論壇於13日舉行。(圖/蕭羽秀)

有警察把記憶卡沒收,所以謹慎更換記憶卡,收在比較不明顯的地方,且拍攝時盡量輕量化,因為需要即快速的移動。

梁駿樂說,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只要警方要求媒體需要提供照片或素材,媒體都需要給,不然會違法,所以示威者不喜歡露臉。

雖然梁駿樂在拍攝中還沒有國安法,但他說,要想怎麼拍才能保護受訪者,這對新聞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是受訪者跟新聞工作者之間的信任,畢竟不是幫政府做事情,所以不一定要拍到人的細節,用不用馬賽克的方法,但是又可以呈現人的故事或風格、性格,或是拍一個大環境來保護他們,香港立場新聞同樣也如此,受訪者專訪或是相片不會存下來,就是避免警方拿這些素材。

北科大通識中心助理教授鄭怡雯則是談觀看、看見,觀看本身就是社會建構,社會運動在影像裡怎麼被看見,或者根本不被看見,間接影響整個社會的運作,商業媒體在市場邏輯下走向腥煽色,對社會運動報導偏向衝突表面的報導,社會運動背後的痛苦在商業媒體是看不見的。

鄭怡雯說,自媒體讓發聲門檻變得很低,滑手機滑也相當普遍,3秒鐘看過去,一樣看不見,不了解背後的脈絡,在層層包圍的同溫層裡看不見社會運動是持續的社會行動,戒嚴時很多人看不見,但現在看不見與媒體環境變遷有關係。

她表示,她開所有的課都會讓學生去攝影展,因為是突破同溫層好的渠道,是觀點思辨交流的好空間,攝影展的實體空間與圖象會產生有直觀的感受,開啟交流的可能,加上透過導覽作品的呈現不只是說明事件還有觀點,看作品的同時也是在跟攝影師的觀點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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