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導演楊力州:想給觀眾共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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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上衣加上緩和聲調,是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的招牌形象(圖/取自楊力州臉書)

記者/余品潔

時常以一襲黑衣現身,採訪當天也不例外,被問到為何總愛穿黑色衣服,他輕聲緩緩地說,「我沒有特別喜歡黑色,只是同樣式的衣服買十件,就不用煩惱衣服要怎麼搭了。」。黑上衣加上緩和聲調,是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的給人的招牌形象。

30歲投身紀錄片至今已20年,「賺人熱淚的紀錄片導演」是許多觀眾給楊力州的稱號,但是對他而言,觀眾會不會哭並不是重點,比起達到讓觀眾哭,他更重視的是觀眾為什麼哭、心裡的連結連線到了什麼。他說,想要帶給觀眾的不是一部催淚作品,而是能夠連接觀眾共同感受的作品。

有陣子他心想,「一定有個點比南極點更遙遠吧!」,因為這樣的念頭,楊力州便在去年底前往南極拍攝,今年初才回到台灣,為期兩個月的南極生活,拍攝期間都處在非常惡劣的環境,酷寒的生存空間幾乎看不到什麼生物,楊力州回憶道,「全程我們只碰到兩個人類跟一隻鳥。」

冰天雪窖的環境下,對於拍攝是一大考驗,紀錄片團隊的抗寒裝備非常好,手套戴三層就感覺不到冷,但為了靈活使用機器,避免裸手操作,因為手皮遇到機器上的金屬會黏在上面,於是折衷戴上一層比摩托車手套再薄一點的手套。楊力州說,這樣大概一分鐘手就會冷到沒有知覺,心裡很是恐懼,但又想多拍一點,他告訴自己可以接受少一根手指頭。接著他又打趣道,「但不能少兩根,兩根我就不能原諒自己了!」。這是他對紀錄片的堅持。

楊力州在去年底起身前往南極拍攝(圖/取自楊力州臉書)

對紀錄片如此堅持的楊力州,並不是一開始就想拍紀錄片,他一路就讀美術相關科系,從幼兒園便立志成為一位畫家,實現父親對他的期待,到大一也都不曾懷疑過美術不是自己未來的志向,轉折在他的大二暑假,他拿了畫畫比賽贏得的8萬元獎金,買了人生中第一台攝影機,開啟了他的紀錄片人生。

這一年楊力州逐漸反思當初為什麼會把錢拿去買相機,對他而言,這是一個儀式,一個反抗父親期待的儀式。

他笑稱自己是個「沒有初衷」的紀錄片工作者,買攝影機和去南藝大就讀紀錄片研究所都是想逃離爸爸的期待「做一件跟畫畫沒有關係的事」,後來開始拍攝紀錄片,發現自己的作品會觸碰到一些人,才慢慢有對社會的使命感,藉由紀錄片可以提供不一樣的看法,希望可以引起觀眾共鳴,也能對社會產生一些影響力。

談起拍紀錄片的反饋,他提到,曾在輔大教書的時候,有次學生帶回一段採訪玫瑰花農的影片,花農阿姨聽到學生的老師是「楊力州」,即轉身對著鏡頭說,「我在公視有看到(楊力州拍的)《被遺忘的時光》,才知道村子裡有人是失智症,不是瘋子或老番顛,拍謝啦!」,楊力州感動地說,即使很微小,但看見自己有影響社會能力時,還是非常激動,這是堅持拍紀錄片的動力。

楊力州感動地說,即使很微小,但看見自己有影響社會的能力時,還是非常的激動(圖/取自楊力州臉書)

紀錄片之於楊力州而言,也像是社會的一扇窗戶,打破同溫層,讓不同背景、世代的人互相去理解對方,像在拍《我們的那時此刻》就有刻意地想要營造出對立,讓不同世代的人透過不同時期的電影,去看看彼此不一樣的成長背景。

20年的紀錄片歷程,楊力州常在紀錄片中偏重描述某些人或立場,難免引起爭議聲浪,對此,他不避諱坦言,「客觀、公平、全面、從來就不是我所追求的」,這世界很多人會認為紀錄片就是真實要公平,可是所謂的真實、公平是什麼,拍這麼年來他越來越不知道紀錄片的真實是什麼,所有的真實都是被選擇出來的真實。

對他來說,有個東西比公平更重要,就是必須很誠實地去認識自己和要陳述的內容,並且很真實地去實踐「我在乎」的這件事。

行遍各地,楊力州透過鏡頭,將這片土地上的角落及真實人生呈現給觀眾(圖/取自楊力州臉書)

行遍各地,楊力州透過鏡頭,將這片土地上的角落及真實人生呈現給觀眾,但他說道,當一個故事成為作品被播放的時候,就不再只是說故事這麼簡單,而會增加很多的責任及壓力。

他感慨地說,拍紀錄片其實是很沉重的事,甚至有些工作人員拍完一部後,就再也不想拍紀錄片了。為此楊力州罹患了憂鬱症,現在情況已好轉許多,但他仍會隨身攜帶抗憂鬱的藍色小藥丸,面對憂鬱低潮,除了聽照醫生指示服藥,也會認真面對每個題材。

他說道,這是一個很大的反撲,不是單一作品造成的,而是每部片的情緒堆疊來的,每拍一部片,都在經歷一次別人的人生,最難的不是拍紀錄片,而是怎麼跟被攝者說再見。

楊力州透過鏡頭讓人們看見他眼中的「我在乎」(圖/取自楊力州臉書)

出身美術系,沒順著父親的期望拿起畫筆彩繪世界,而是扛起攝影機記錄人間,讓人們看見他眼中的「我在乎」,楊力州堅定地說:「我會一直拍下去,直到無法負荷因拍紀錄片堆疊起來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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